生活儒学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吸收，主要是接受其存在论区分，即严格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任何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给出的。
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10] 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34比如对于人民公社的哲学理解，认为人民公社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它的主要贡献就是比较具体地解决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共产主义过渡的方向问题。
《毛主席语录》的编写是这种非历史化的最极端表现。本文也进一步认为，正是向正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在理论表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⑤《哲学是解放思想提高生产的钥匙——天津工人学哲学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6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于危机的应对中，向正统马列主义的回归成为首先被选择的方式。
哲学就是明白学，而不是抽象玄虚的教条，因此可以用，这一认识开启了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也影响了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促使他们转而深入农村和工厂去学习。陈伯达、林彪等从天才论出发坚持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要求，被毛泽东明确拒绝。
要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就六亿人口，都要改造。问题导引性是指工农兵群众不是出于哲学或者理论兴趣而阅读哲学，而是因为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说苦恼而学习哲学的，这些困难包括在工厂实行了两参一改之后权力下放工人也要参与工厂管理而不能胜任、和同事的关系处理不好、工作中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攻克技术难题、如何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如何完成工作指标、如何破除迷信思想打倒泥菩萨平整坟地、如何写工作总结、如何解决社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六亿人口已经摆脱了奴隶相，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快速铺开的情境中，理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第二次飞跃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因此，在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就特别增加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提法。29海德格尔继续尼采的思路，但认为尼采也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即认为尼采使用的强力意志、永恒轮回等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化的。
精神甚至获得了原子弹的比喻，并连贯成精神原子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55参考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特点，参考周恩来的讲话，再对比林彪的讲话，并配合着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几千年的崇拜心理的现实存在，或许会发现，不必等到三结合的口号出来，不必等到革命委员会好的口号出来，不必等到派性武斗，文革在其爆发之初就已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哲学一定要可以用，也必须要用，这改写了哲学的定义，那就是所谓哲学，不是完成于自身的东西，不是完成于著作当中的，而是要完成于和现实问题的交锋，对现实难题的解决。
38而且实际上，毛泽东也的确修改了他的理论。评法批儒并不是一般地肯定法家，更遑论说回到法家，而是重视不同的法家对于自己同时代的把握方式，并由此创造的具有断裂性质的事件。
不仅如此，这场运动也不能直接纳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脉络中去描述。以上，是就这场运动内部的具体脉络所做的论述。
到后来，更变为对于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肯定。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则是强调普通民众改造和提升的必要与可能，在政治上是指向新人与新世界的创造，而非退守或回顾。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在1957年5月以前，毛泽东多次表述过要重视特别是依靠这些知识分子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61事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哲学概念，可参考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Continuum， 2005， pp. 201-225。柯庆施1958年在《红旗》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可以被视为这个潮流的标志性说明。
工作中的困难导引哲学学习的特点没有消失，但更显示为学习哲学、学习理论本身成为第一需要，哲学理论引导对工作和生活的驾驭。如上所说，在反右之后，也就是说在意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信任之后，创造自己的理论，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的想法就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
文革之初，如本文第一节所提示的，群众的地位和力量达到了走群众路线这一脉络的顶端，就在林彪以毛泽东为文革的最高司令的同一场合，周恩来仍然侧重强调：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50具体的真理的说法将理论和具体联系在一起，其关键点在于准确理解真理和特殊性的关系。
56 真正将这一危机暴露出来，要等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争论的爆发。进一步说，这种视野并不在意哲学的发明，不仅不在意，而且在逻辑上一定要突破哲学的框架，把哲学扬弃到实践当中。
但是，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实践品格又正是在其被鼓吹最盛的文革之初遭遇了自身的危机。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时期对于技术革命有特别的强调，甚至认为是工作的重心，技术革命当然要结合政治，其结果就是又红又专。31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所谓大时代，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在整个社会所兴起的人民群众要做文化的主人的潮流，这就是毛泽东所预告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③。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总结者并不是用一套新的术语来概括新的哲学发展，他们倾向于把同时代的哲学成就归结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光辉继续和新的发展，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
35 上述引用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
45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载《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35艾思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载《史学月刊》1959年第8期。
在阅读对象上，则集中化为毛泽东的著作，又特别是《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老三篇等。44在实践的效果上，这就可能会引起斗争的扩大化，使得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在哲学上说属于量变的矛盾扩大化为以质变为基础的敌我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强调史学正有着和章学诚未经明言却遥遥呼应的关联。毛泽东通过这一事件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这一事实。
潘梓年曾热烈呼唤我们哲学的中国应该有中国化的哲学33，这里所谓中国化的哲学，就是新时代的哲学，这是站在今即现时代的角度所提出的哲学总结的要求。毛泽东所提出的一穷二白，但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逻辑从马克思所说的直观的角度来看，是当然的唯心主义，因为一穷二白在修辞的意义上指涉了一种不占有任何物质条件的极端状况。
理论教条化之后，理论将失去它的开放性和及物性，失去说服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失去理论性而变成独断论的东西，同时，被教条化的理论也将丧失历史感，丧失自己的历史内容，丧失自己的特殊性，真理也就丧失上文所讨论的那种具体性，成为黑格尔所说的只是作为开端或者结论而存在的东西。30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2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进一步，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那时，哲学对于其他一定的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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